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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态犯罪整体性立法之构建
作者:任海涛  发布时间:2013-10-15 09:43:16 打印 字号: | |

论文提要:

生态犯罪是一种具有极大危害性的社会现象,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有关生态犯罪的研究也逐渐深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对某类社会现象的规制,一般都是先出现社会管理类的法律法规对这种现象进行调控,从而把犯罪扼杀在萌芽状态。只有在事前预防起不到更好作用的时候,刑法才会作为最后的一道屏障介入,以其严厉性和国家强制性与相关的法律一起控制犯罪。表现在立法之中,就是要有层次、有系统的从整体性的高度构筑一个严密的防控犯罪的法律体系。各种调控犯罪的法律法规要紧密衔接,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之间要做到协调一致,不能出现法律的漏洞。立法的最终目的就是减少犯罪的发生,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刑法不是打击犯罪的唯一手段,还需要其他法律的配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方面、立体的、动态的抗制犯罪体系。对犯罪的防控是讨论犯罪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由此决定了我们对犯罪的控制必须重视事前的预防,这就需要我们完善相关的立法,形成整体性的法律体系。本文通过对我国预防和惩治生态犯罪的现有立法现状进行分析,明确的指出我国现有立法存在的缺陷,在前述的基础上,从社会管理性、刑事实体性和刑事程序性三个方面提出了防控生态犯罪的整体性立法之构想。全文约9900字(含注释)。

一、引言

生态犯罪是新出现的一种特殊犯罪类型。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近乎掠夺,给人类造成难以衡量的重大危害,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对生态犯罪的防控工作。虽然目前国际上非犯罪化是一种趋势,但是在环境领域,犯罪化却正成为一种趋势。(1)

中国作为正在转型的国家,在大力发展经济的时候,没有注重对环境的保护,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由于我国所处的地质和自然条件的影响,生态环境尤为脆弱;加上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人口多,基数大,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国情又严重制约了对环境的保护。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资源被不合理开发利用。虽然近年来我国的环境保护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生态危机仍十分严峻,生态犯罪时有发生。

   1      2007——2010年全国突发环境事件统计表(2)

年份(年)

2007

2008

2009

2010

突发环境事件次数(次)

462

474

418

420

其中:水污染

178

198

116

135

大气污染

134

141

130

157

海洋污染

4

3

2

3

固体废物污染

58

45

55

35

污染与破坏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3016

18185.6

43354.4

2256.9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生态犯罪的总体形势严峻,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环境事故都在400次以上,因环境事故所造成的损害也呈现大幅度上升的趋势:2008年的损失是2007年的6倍之多,2009年的损失是2007年的14倍多。虽然2009年突发环境事件比2008年少了56次,造成的经济损失却增加了138%。在具体的突发环境事件中,各种类的环境事件增减交替,水污染的波动最大。2010年突发环境事件的次数与2009年基本持平,经济损失却减少很多,这可能与环境事件高频率的发生,导致的经济损失越来越大,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而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有关。

2     2007年—2010年环境行政处罚的案件

年份

做出环境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数(起)

2010

116820

2009

78788

2008

89820

2007

101325

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20072010年环境处罚的案件数量比较大,尤其是2010年做出环境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比2009年增加了38000多起。需要说明的是,行政处罚的环境案件基本上都是污染型的环境案件。国家加大了环境保护的治理力度,降低了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环境事故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下面仅以全国废水排放量为例进行说明。

                  全国废水排放量年际对比

    从上面的图表可以看到,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从2005年开始大幅度增长,之后略有减少,基本上处于持平状态。但生活污水的排放量一直持上升趋势,导致废水排放总量也呈上升趋势。可以预见这种上升的趋势在未来几年内不会有太大变化。

随着我国生态犯罪的日趋严重,进入司法程序的环境案件也越来越多。最高人民检察院近几年的工作报告都对生态犯罪进行了阐述(3):“批准逮捕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非法采矿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嫌疑人7974人,提起公诉12240人,同比分别上升15.4%和24.8%”;“加强对环境资源和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批准逮捕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非法采矿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嫌疑人37272人,提起公诉53745人”;“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开展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立案侦查非法批准征用土地、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环境监管失职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案件2637件”;“围绕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文明建设,依法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起诉非法采矿、盗伐滥伐林木、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等犯罪嫌疑人15137人;深入开展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立案侦查非法批准征用土地、环境监管失职等渎职犯罪案件2966件”;“依法惩治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资源的犯罪,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经济发展”;“围绕促进可持续发展,起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和严重破坏能源资源保护的犯罪嫌疑人17725人,立案侦查涉嫌环境监管失职、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等渎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873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生态犯罪所面临的严峻形式。面对生态犯罪的猖獗,如何加以有效的惩治和预防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课题。各国虽然在防控生态犯罪上采取的措施不相同,但都加强了用法律的手段来进行治理,使得法律既是社会行为的一个产物,又同时是社会行为的一种控制力量,这种控制力量的表现形式就是各种形式的制裁。因此,从立法的角度探讨对生态犯罪的防控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生态犯罪的立法现状

我国针对生态犯罪的刑事立法起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由于污染、破坏环境与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在1979年刑法的某些条款中虽然已经蕴含了相应的生态犯罪的内容,但是并没有对生态犯罪进行系统的规定。1997年刑法修订时,全面改变了1979年刑法只在某些章节涉及到规定生态犯罪的情况,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设专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之后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二)、刑法修正案(四)和刑法修订案(八),都涉及到对生态犯罪的规定。

我国对生态犯罪的刑事立法主要集中在实体方面,这对运用刑罚手段打击生态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除此之外,我国还有广泛的非刑事方面的立法预防生态犯罪,这些环境行政法规的出现表明人们环保意识的觉醒,开始用法律手段对生态犯罪的现象进行防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等各种环境行政法规。

三、我国当前的生态犯罪的立法特点

从上述我国生态犯罪的立法情况来看,我国目前的生态犯罪立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1.从生态犯罪现象的犯罪化过程看,我国的生态犯罪立法与世界大部分国家一样呈现出一个整体性的动态过程。犯罪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以防控犯罪的发生为目的。因此,生态犯罪的立法就应该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我国的环境行政立法始于上世纪70年代,出台了一系列的环境法律法规来应对环境问题。在依靠行政管理类立法使环境问题得不到好转的情况下,开始在1979年刑法中采用刑罚手段制裁生态犯罪,之后更是通过对刑法的修订和一系列修正案来完善生态犯罪的相关规定,使预防与控制生态犯罪的各种立法更趋完善。但是我们要看到我国生态犯罪的整体性立法只是刚起步,各种法律之间不能很好的衔接,甚至在法律内部出现前后相矛盾的现象。“高效的法律制度来自高水平的立法。高水平的刑事立法应当具有整体性”。(4)在今后的立法中,如何构建立体型防控生态犯罪的法律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2.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对生态犯罪的立法集中在刑事实体法和非刑事立法方面,并没有相关的刑事程序立法。从各国或地区对生态犯罪的立法内容来看,刑事实体立法固然重要,但是对于生态犯罪而言,刑事程序方面的立法十分重要和必要,有利于强化打击生态犯罪的力度和强度。在这方面,我国并没有像巴西、日本等国那样,对生态犯罪做出特别的刑事程序方面的立法。此外,我国的非刑事立法则显得体系庞杂,内容混乱,也没有像法国、荷兰等国专门编纂了环境法典。这一方面显示了我国立法技术不成熟,另一方面则说明了目前我国关于生态犯罪的立法还很单薄,亟待进行充实和完善。

3.在刑事实体立法模式方面,我国在用刑法典对生态犯罪进行规定的同时,采用了富有特色的修正案形式对生态犯罪的立法进行完善。“刑法修正案与刑法典在内容上是替代关系,因此刑法修正案通过和实施的时间实际上也是其灭亡的时间,换言之,刑法修正案一旦通过,立即完成它的使命,而被纳入刑法典中,原刑法典的内容立即被新的内容所替代”。(5)也就是说,采用刑法修正案的立法形式可以使我国对生态犯罪刑法规定的修改和完善保持在刑法典的范围之内。由于生态犯罪是一种严重的犯罪,更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不断繁衍出新的形态,在刑法典中进行规定具有权威性,然而刑法典不可能朝令夕改,因此众多国家或地区对生态犯罪立法的修改或完善,都是在刑法典之外进行特别或单独的立法,如日本的《公害罪法》。据此,我国采用修正案的方式使之对生态犯罪的立法规定能较好的保持在刑法典的体系之中,显示出了其优越性。

4.在刑事实体立法的内容方面,可以看出我国严密了生态犯罪的法网,扩大了立法的范围,特别是单独用一个条款(第三百四十六条)规定了单位的刑事责任。这是因为生态犯罪的主体有相当一部分是企业,因此用刑罚的手段对企业进行制裁就成为必然。相比某些国家(如俄罗斯)把法人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我国的规定具有合理性;与规定了法人刑事责任的国家相比,我国单独用一个条款对单位生态犯罪的刑事责任进行规定,更加突显出惩治生态犯罪的力度。

虽然我国生态犯罪的立法取得了一些成就,也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与国外立法相比还存在很多的不足。下文中将详细分析我国生态犯罪立法存在的缺陷,并以两型社会为背景,提出整体性的科学立法之设想。

四、我国生态犯罪立法存在的缺陷

1、立法指导思想有失偏颇

我国刑法追求的是对人身或财产权的保护,没有从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生态保护角度出发,判断罪与非罪的标准只是取决于行为是否对人身、财产造成损害及损害的程度。例如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才构成犯罪。可见,刑法只把造成财产、人身损害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规定为犯罪,显然忽视了行为对生态本身的破坏。有些环境污染事故虽然暂时没有明显的人身、财产损害,但对环境要素本身及生态循环已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埋下了极大的隐患,不利于对生态犯罪的打击。

2、行政管理类等非刑事立法存在不足

从惩治生态犯罪的角度来看,各个国家在相关立法中规定刑事责任条款非常重要。但由于社会生活不是处于静态之中,而是不断发展,呈现动态的发展趋势,因此,为了更好的预防和打击生态犯罪,各国对生态犯罪的立法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刑事立法的层面,而是拓展到如何强化和完善社会管理等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我国虽然规定了相当多的环境行政法律规范,但相互之间的协调性太差,有些规定操作性不强,一些应有的法律法规缺失,始终没有形成完成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3、生态犯罪刑事实体立法的内容有诸多漏洞

1)生态犯罪没有单独的犯罪客体

生态犯罪在刑法典中不是一种独立的类罪,只是作为妨害社会秩序罪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实际上是降低了国家制裁生态犯罪的地位,给人的印象只能是:制裁生态犯罪仅仅是维护国家的一种管理秩序。(6)由于刑法章节是按照犯罪客体种类进行的编排,将生态犯罪设置在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由此推论出生态犯罪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关于生态犯罪侵害的客体,理论界观点不一,但生态犯罪侵犯的客体不是社会管理秩序,已经基本上获得学界的共识。(7)因此,把生态犯罪归入并不属于同类客体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下,不但难以突出生态犯罪的特殊性,而且容易造成人们观念的错误,难以更好的指导实践。

2)立法范围存在盲区

我国刑法典在第六章第六节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设立了15个罪名,但这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打击生态犯罪还远远不够。现行刑法的立法范围明显过于狭窄,甚至出现了立法的空白现象。如对破坏草原罪、破坏自然保护区罪等,刑法就没有进行规定。又如,破坏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罪,非法从事开发建设活动导致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或者地面沉降罪,非法引进境外生物导致生态破坏罪,也都难以找到相应适用的条款。

3)刑罚不合理

这主要表现在生态犯罪的刑罚体系不合理。刑法对生态犯罪刑事责任方式的承担上偏重于惩治功能,对环境保护的恢复功能则不是太明显。生态犯罪危害后果的严重性与不可逆转性决定了对生态犯罪的惩罚重在预防和恢复原有的生态面貌。触犯刑法之后,在责任方式的承担上应最大程度的考虑如何恢复生态环境,对其判处强制性劳动来恢复生态,远比判处徒刑更具有教育意义。又如污染型的生态犯罪,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单位所为,但单位刑事责任的承担仅有罚金这种形式,实践中罚金的数额往往较低。因此,一方面污染者被判处了罚金,另一方面污染仍在继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犯罪者受到了刑罚的处罚,但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仍在继续。(8)

4)没有规定危险犯

环境刑法中的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环境污染或破坏行为,对环境、财产造成了间接损害,或对公众生命与健康构成了威胁,并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生态犯罪自身的特性使得危害环境的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表面联系不甚紧密,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后果,而一旦后果发生,就会对公共安全和环境产生难以衡量的损失,因此有必要在刑法中规定危险犯,把这种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各国在环境刑法中基本上都规定了处罚危险犯,如原西德《水法》第39条规定:“污染水源对他人健康或生命造成危险或损害的处5年以下监禁或罚金”。我国刑法没有对生态犯罪的危险犯进行规定,这是立法的一大缺憾。

5)附属刑法中的刑事条款设置不合理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附属刑法的滞后性;二是附属刑法中刑事条款规定不完整。对于前者,有学者论述,我国关于生态犯罪的大多数附属刑法虽然在1997年新刑法颁布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在1997年新刑法颁布之后,附属环境刑法的规定并没有作相应的改进。(9)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化社会已经具有严重的滞后性,不能适应新的犯罪形式。对于后者,附属刑法仅仅设立了生态犯罪的罪状和刑事责任,而将相应的法定刑通过“比照”、“依照”等形式转移到刑法之中,导致了罪刑的严重分离。在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就直接在附属刑法中描绘生态犯罪的构成特征并明确规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定刑,这值得我们值得借鉴。

4、没有专门的程序立法

生态犯罪不同于一般的普通犯罪,普通的程序进行案件的侦查和审理都将会面对很大的困难。我国并没有针对生态犯罪的程序作出特殊的规定,有关生态犯罪的案件还适用普通的诉讼模式,主要表现在起诉权的主体单一,因果关系适用传统的模式,没有专门的法院(或审判庭)进行管辖,诉讼期限不符合生态犯罪的自身特点,举证责任不合理等方面。

四、我国生态犯罪的立法完善

1、树立正确的立法指导思想

生态犯罪是人与自然矛盾加剧的表现,正确的处理生态犯罪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犯罪就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思想根源。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人类过度向自然界索取,并把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污染物直接排放到自然界,在超过自然的承受能力和净化能力时,生态问题随之产生。思想是行动的向导,为了更好的遏制生态危机,首先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立法指导思想,把人类看成是自然界的一份子,衡量事物时不再单纯的以人类利益为唯一的标准。完善相关立法的时候,要关注的是整个生态的利益,只要是有损于生态利益的行为,都可能被纳入到生态犯罪的范畴。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生态要素的自身价值,转变立法指导思想,把生态法益作为立法的根本指导思想。

2、拓展和丰富行政管理类等非刑事立法

生态犯罪的附属性使得绝大多数生态犯罪肇始于行政违法行为。因此,生态犯罪的立法完善就不仅仅要强调刑事立法的完善,而且还必须注意到非刑事立法等社会管理类法律的完善。拓展和丰富生态犯罪非刑事立法方面的内容,是有效应对生态犯罪的一个重要举措。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在立法上完善现有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立法需要向纵深发展,在专项资源和区域资源管理方面需要制定新法。(10)此外,我国还可以借鉴法国等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经验,即编纂统一的环境法典,为司法的适用提供统一的标准。2、健全环境保护监督机制。严密的环境保护监督机制可以使潜在的生态犯罪者放弃侥幸的心理。监督机制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斯利剑,高悬在人们头上,时刻给人以警示。而我国在法律监督方面的不完善,直接导致公众等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的机会很少,不能及早的发现和处理生态环境案件。因此有必要健全环境保护监督机制,加大公众的参与程度。3、改进现有的排污收费制度。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长期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一方面是因为法律规定的不详细,操作性差,更多的则是传统思想的偏颇,认为空气、水等是无主财产,用之不竭。因此需要完善排污交易制度,将排污费用纳入企业的成本核算,企业要取得排污指标而必须交费。如果有富余的排污指标,允许其拿到市场上去交易。以此来刺激企业发展环保科技,从而避免超标和非法排污。4、完善税收法的相关规定。可以按照企业的利润比例征收生态税,将其所得用于欠发达地区的生态维护之需。对于自愿捐赠用于生态环境保护之用的企业,由于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可以给予一定的优惠措施。5、在不违背生态环境基本保护法的前提下,各地可以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创制有地方特色的法律规范,更好的保护本区域的生态保护。

3、刑事实体立法的完善构想

1)将生态犯罪作为专章规定于刑法中

将生态犯罪在刑法中进行专章规定,可以突显出刑法对生态犯罪的重视。专节规定的生态犯罪没有自己独立的犯罪客体,而是从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前面已经分析了生态犯罪是不同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一种新的犯罪类型,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恶劣的今天,我们应该把生态犯罪作为刑法的一类犯罪进行专章规定。此外,还需要把刑法中有关生态犯罪的罪名进行集中规定,在保持了刑法体系的逻辑性和完整性的同时,也便于人们的查阅。

2)新增相关罪名,弥补立法的空白

修改后的刑法典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生态犯罪的范围,但对一些污染和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仍然没有作出规定。以海洋污染为例,目前我国海洋环境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的区域甚至相当严重海洋污染有污染源多而复杂,污染源扩散范围大污染危害的持续性强等特点,(11)已对我国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和生态危险,但在环境保护刑事法律上仍然处于立法盲区。其他的如对野生植物资源湿地资源破坏、土地沙化和盐碱化、放射性污染以及有毒有害化学品污染等方面的刑事立法也还存在着空白。针对生态犯罪范围设置上的滞后,有学者主张增设新的罪名,如增设非法捕猎、杀害野生动物罪、残害动物罪、破坏野生植物罪、破坏自然保护区罪、破坏草原罪、破坏性使用土地罪、破坏湿地罪等等。(12)从根本上说,生态犯罪是对人类生存和社会长久发展条件的侵害。只要行为人污染和破坏环境与资源,损害了人们的环境权和环境生态安全,危害了生态平衡和国家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就应该纳入到刑法的调整范围。

3)完善生态犯罪的处罚种类

刑法的核心问题是刑罚。刑法的本质、刑法的理论、刑法的实践、都取决于刑罚、都是由刑罚决定的。(13)古典刑法以公正为价值目标,在刑罚上追求报应刑,刑罚难免苛刻;而实证刑法则以效益为目标,在刑罚上以教育为目的,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能更好的预防犯罪。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对贪财而不讲道德的行为应主要适用财产性、资格刑、名誉性之类,这是我国由古典刑法过度到实证刑法的必经之路。生态犯罪属于财产型的犯罪,对此类犯罪要增加教育的分量,减少惩罚的分量。我国生态犯罪的刑罚种类仅限于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1997年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关于生态犯罪的刑罚规定了7种:剥夺自由、限制自由、劳动改造、拘役、罚金、剥夺担任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强制性工作。因此,我国生态犯罪处罚的种类还有很大的扩容空间。司法界曾对滥伐林木的犯罪人在判处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的同时,责令其在缓刑期内植树以恢复环境质量,既惩罚了犯罪人又补偿了被破坏的环境,在实践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应该尽快将其规范化。此外,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我们还可以在生态犯罪中广泛适用资格刑,如责令停业、关闭、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上岗资格证、禁止生产某种产品或者禁止使用某种设备等。

4)增设危险犯的规定

生态犯罪一般都具有很长的潜伏期,在行为人实施危害生态的行为之后,危害后果不会立即显现,但是其造成的危险状态已经存在,这种危险后果一旦发生,将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且造成的后果具有不可逆转性。环境保护的根本要求和目的就是要预防环境被污染和破坏性结果的出现,因此,重视对生态犯罪的预防是各国用刑法抗制生态犯罪的基本特点。如果仅仅惩罚造成实际后果的实害犯,而不处罚足以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危险犯,势必会大大削弱在预防犯罪方面的重要作用。各国大都有危险犯的规定,且司法实践也证实了设置危险犯在打击生态犯罪方面的显著成效。因此,我国应将危险犯这一犯罪形态在立法上尽快进行规定。

5)重新设置附属刑法的刑事责任条款

如前面所分析,我国附属刑法在立法上存在滞后性,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本来在环境行政法中设置刑事责任条款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能更好的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但如果对附属刑法没有按照刑法的要求及时的做出修改,那么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我国在新立法的同时要对不合时宜的法律进行清理。我国的附属刑法还可适当的借鉴国外附属刑法中刑事责任条款的规定,在刑事条文中明确描述出生态犯罪的构成特征,并配置相应的法定刑

4、完善相应的刑事程序立法

环境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对于环境刑事立法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在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设专章或专节来规定环境刑事诉讼的特殊程序,以适应环境刑事犯罪的特殊要求。环境诉讼程序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1赋予环保机关起诉权。鉴于生态犯罪的技术含量高,隐蔽性强等特点,在诉讼中不应当把环保机关排除在起诉权之外。我国的环保机关既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又是环境保护方面的专门机构,具有公安、检察机关所不具备的专业技术水平。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环保机关却没有起诉权,不能直接提起刑事诉讼。由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程序衔接不顺和公安、检察机关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使得在立案或提起诉讼的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偏差。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借鉴英国的做法,赋予环保机关独立的起诉权,以适应生态犯罪刑事诉讼的需要。2完善审判管辖制度。由于环境刑事犯罪不同于普通的刑事犯罪,办理环境刑事案件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的环保技术、必要的鉴定设备、专门的司法人员等。生态犯罪案件几乎均由基层人民法院按照普通刑事案件审判,但公安、检察、审判人员中真正了解环保专业知识的并不多。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应设立专司环境案件的法院或者建立专门的环境审判庭来审理有关环境诉讼的案件。3、延长诉讼时效。生态犯罪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危害结果的潜伏性等因素致使生态犯罪的发案时间不易觉察,诉讼时效过短的话,往往会放纵这类犯罪。因此有必要适当的延长生态犯罪的追诉和审判等时效。4举证责任制度的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举证责任在侦查、起诉机关,被告不自证其罪。对于污染型的生态犯罪来讲,应该实行举证责任转移,即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这是因为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其生产及排污等情况涉及的相关技术问题,被害人及起诉机关知之甚少。尤其在涉及企业的商业秘密时,企业会借口受法律保护而不公开,使得查证极为困难。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可以有效的避免上述弊端。5、因果关系可以适当的采用推定原则。这是生态犯罪因果关系具有复杂性和隐蔽性的自身特点决定的。



(1)张敏:《生态犯罪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页。

(2)文中此部分的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的网站:www.zhb.gov.cn/,于2012510访问。

(3)此部分的数据均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http://www.spp.gov.cn/site2006/region/00018.html,于201261访问。

(4)王牧:《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方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1期,第11页。

(5)张波:《论刑法修正案——兼谈刑事立法权的划分》,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年第4期,第15页。

(6)肖剑鸣:《犯罪演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7)吴献萍:《论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社科 (法学)版》2008年第5期,第2页。

(8)刘晓莉:《生态犯罪立法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9)王蓉:《现代环境犯罪及立法的现代化》,载《江汉论坛》20022期,第59页。

(10)陈茂云,马骧聪:《生态法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11)韩德培:《环境保护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

(12)李振聪:《浅论我国环境犯罪规定的现状及完善》,载《森林公安》20054期,第38页。

(13)王牧:《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方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1期,第11页。

来源:高坪区法院研究室
责任编辑:何晓斌